作者：苏泉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深圳研究生院

蒋溪林，男，1964年3月生，汉族，湖南衡阳人，1980年9月就读北大法律系，1987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法学硕士，美国罗斯福大学EMBA。

曾在国家体改委、中央电视台、国家人事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单位工作，2015年任深圳市委委员，深圳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参与了立法、行政、司法多领域改革与创新实践。

1.小男孩”金榜题名

1980年初秋，天气还很炎热。湖南衡阳乡下，一个十六岁男孩正带着兄弟们为“美好生活”在小河沟抓鱼，那时候，河水清清、水草丰茂、鱼虾密布。一纸通知书从北京悄然飞到这里，打破了乡村的宁静，也改变了男孩的人生命运。

这个“小男孩”就是蒋溪林，接到的是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38年后，谈及金榜题名，他还是满脸的兴奋和喜悦，还能精准地还原当时的场景和细节。他动情地说，那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蒋溪林的父亲建议他稳妥为上，不要碰北京大学。

“溪林，我们公社从民国到现在还没有人考上北大。我们农村娃，能进城读书，毕业后留在城里工作就很好了，不要冒险。”

北京大学一直是“小男孩”神往的地方。在上高中的时候，他的恩师生病住院了，在病床上，恩师伸出干瘦的左手拉着他的手说：“溪林啊，你能不能助我实现一个梦想？我教过的学生中还没有出过北大生。”以往苍劲有力的大手在当时已经变得羸弱，声音也不如从前洪亮。

 “我报这个志愿，还有一点报师恩的成分。” 他回忆道。

怀揣着师生的共同“梦想”，他趁着父亲午睡，悄悄更改了志愿。“我一直是个‘乖乖仔’，”他说：“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冒险，对父亲说‘不’。”

198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全国上下生机勃勃。当时北大最火的专业还是文史哲，而他填报的志愿是经济学、法律学专业。他回忆道：“选择经济、法律专业的确受到那时大气候的感染，经济学专业是我的第一志愿第一专业，无奈我英语成绩太差无缘经济系。”

2.北大七年的幸福时光

15岁那年，蒋溪林参加全县高中生作文比赛，第一次进县城，第一次吃上馒头，第一次住上招待所。此前，他的活动圈很少超出“公社”辖区。有时考得好成绩，父亲会带他出“公社”到镇上，犒赏他两根香喷喷的油条。

16岁那年北上求学，他第一次坐上火车，跨长江，越黄河，第一次看到华北平原挺拔的白杨树，想起了语文课本里的《白杨礼赞》。他的父亲怕他丢了，一路送他到北大。父亲带他看了故宫和颐和园，说这是北京最好的景点，叮嘱他以后不要再出去玩了，要好好读书，不然会跟不上班，因为班上学习尖子太多了。

1980年的北大，建筑面积只有40万平方米，没有高耸的大楼，但大师云集。溪林校友记得那时经过燕南园时，经常能见到国宝级大师。朱光潜先生经常独自一人坐在一把绿色的椅子上晒太阳，他不止一次向朱老先生请教，朱老诲人不倦。

求学时期的蒋溪林

当时的班上各种状元不少，能人高人很多。溪林校友入校时身高不足160cm,体重不到100斤。当他见到身高超180cm的女同学时，不禁惊呼：女孩子能长这么高？他还有一个短板，就是普通话不过关，中学老师的课全部用湘方言教的。当时他看电影能听懂8成，听课只能听懂6成，上完课他还要借同学的笔记本再“核对”。“父母知晓我的难处后，挑了一担稻谷卖了，寄来20元钱，我用19.8元买了人生的第一台电器——红灯牌半导体。有了收音机，我的普通话听说能力就进步快多了。”回忆起往事，他点滴都记得很清楚。

他的第一学年是在自卑、恐惧、忐忑不安中艰难度过的。第二学年，张国华教授讲授《中国法律思想史》，这是法律课程中离传统国学最近的一门学科，张教授毕业于西南联大,治学严谨、功力深厚。他完全折服于张老师的学术风采，对这门课也格外用心，课外遵师嘱认真阅读了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有一次张老师要求每个班派一名代表上台讲学《论语》的体会，他代表二班发言。张国华老师觉得他讲得不错，就推荐给了班主任郑兆兰老师。郑老师很给力，就“提拔”他当了班上的学习委员。

“张国华老师对我有知遇之恩，郑兆兰老师是我的贵人。”溪林校友回忆道：“我一直很感激他们能给我这个机会，让我重拾自信，在强手如林的北大找到了感觉。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担任学习委员,初中、高中、本科、硕士研究生各个学习阶段都担任过，乃至参加工作后参加各种学习班，专题研修班，还常常担任，可算是与学习委员有不解之缘。”

80年代初，是北京大学法学教育发展最繁荣的时候。北大法律系是全国法学教育的标杆，是“立标准”的。北大领先全国开设法学基础理论课程，同时也是全国第一个开设经济法专业的学校。师资阵容强大，法理学有陈守一教授、沈宗灵教授、张宏生教授、刘升平教授；法律史学有张国华教授；国际法学有王铁崖教授、赵理海教授；宪法学有龚祥瑞教授、肖蔚云教授、罗豪才教授；刑法有杨春洗教授、甘雨霈教授；民商法有芮沐教授，魏振瀛教授；环境法有金瑞林教授。在北大的七年学习中，溪林校友很感恩北大带给他高品质的法学教育和学术环境。

回忆北大求学岁月，他说道：“我觉得我学会了学习，学习是一个终生的过程，学会学习方法更重要”。他学习很刻苦，在上大学之前没有学过英语，高考英语只考了9分，纯属在40分选择题中连蒙带猜，而同班同学中有好几位考了90多分。当时资讯不发达，想找一张英文报纸、英文杂志都费劲，也买不起录音机。他几乎花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学习英语，功夫不负有心人，二年后的英语结业考试也考了90多分。北大的讲座是一座金矿，他课余时间还听了很多大师讲座，累积下来开拓了视野，启迪了思维，提升了格局。他还很爱读书，经常趁着周末的假期，在学三饭堂买几个6分钱一个的面包，接一瓶开水，就跑到附近僻静的公园去看书，常常一看就是一天。“现在回想起来，大学二年级课外看的50本书让我一直受益。”

在学习之余，他还加入了武术社，跟李子鸣大师的嫡传弟子练八卦掌。习武锤炼了他的意志，也提升了身体素质。后来大学生体育达标测试，他每项得分均是100分，其中引体向上一口气还做了35个。大学期间农村娃蒋溪林还听从周培源校长的教诲恶补了艺术鉴赏，培养了对音乐和美术的兴趣，也学会了下围棋、中国象棋、足球。他还参加过一次征文竞赛，主题是“壮哉中华”。蒋溪林写的《中华的复兴与改革》获得第11名。虽未进入十佳，但也获得了10元奖励，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获得“大奖”。1983年，他写的一篇豆腐块文章上了《中国青年报》，这是他人生第一次书写的文字变成“铅字”。

溪林校友的父亲给他算了一笔账，本科四年总共花了763元。体谅家里生活并不富裕，他上学的时候在食堂里勤工俭学，帮食堂打菜打饭，一次三毛钱。用这笔钱，他给母亲买了一副皮手套，还买了第一本《新英汉词典》。谈到当年北大食堂的饭菜，他满是欢喜：

“那个时候北大卖的最快的就是红烧带鱼和排骨，还有水饺。北大的油焖茄子，是我最爱吃的。我最喜欢这份工作的原因是可以不用排队就可以吃到想吃的，外加一顿饱饭。”

说实话，在同学面前卖饭在当时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他当时内心也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说服他的是四个字：劳动光荣。直到今天，他仍然对烹饪有强烈的兴趣。

研究生阶段，每月学校发54元，生活质量明显提升。北大25楼附近开了一家“桂林马肉米粉”，味道很正，他不时光顾打牙祭。第一次吃涮羊肉是1985年冬天，他一口气干掉二斤，餐资来于哥几个给武警法律函授课程的判卷费。

“北大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北大培树了我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以及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做事方面，北大培养了我的科学态度、专业精神以及创新意识；在做人方面，我学会了与人为善，厚道处世，团队合作、换位思考及永不放弃。”

回忆起七年的北大生活，他感慨道。

3.与改革结缘

蒋溪林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济南市郊区检察院，属大三实习。那是在1983年秋天，正遇上全国第一次严打。当时的济南社会治安很不好，棉纺厂的女工不敢单独上班，都要男朋友或丈夫护送。人民群众没有安全感、意见很大。他回忆道，“严打之后，社会治安有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市民拍手称快”。第一次出校门“做事”，就参与了“大事”。他从基层检察官那里学到了不少实务。当时起诉盗窃犯，起诉标准是200元，如何算账，里面学问大了。赃物很多是用过的东西，怎么算？有些物品买的时候便宜，后来涨价了，有些东西买的时候贵，后来降价了。他说：怎么算这些帐，北大教师从来没教过，但这些算账很重要，关系到一个人是不是进班房，关系到“罪”与“非罪”。从这些看不起眼的算账中他感悟到司法工作的“神圣”。

毕业后，蒋溪林来到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投入了火热的改革大潮。来体改委工作的第一次远行是到贵州遵义锻炼。他住在海龙坝一位村支书的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的贵州农村生活比较清苦。回忆起这段时光，他感慨道：“我觉得人啊，不能只在一个城市待，年轻时多经历一些事，包括多经历一些磨难、一些挫折。吃一点苦不一定是坏事。”对他影响很深的是一户贫困人家，他们住在河边，一涨水，人就得往山上跑，不然就会被淹掉。家里养着猪，猪圈挨着人睡的床。他问那户人家：“你觉得分田到户好，还是以前好啊？”那户人家说：“还是现在好，分田到户后只要我们自己勤快一点我们全家就能吃饱饭，以前我再勤快家里也吃不饱饭，邓小平这个改革真的好啊。”这次对话对他触动很大，影响深远。改革一定要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改革也要以人民为中心。

蒋溪林当时在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

在海龙坝，还有一件事令他难忘。村里连日暴雨引发泥石流，山上冲下来的石块毁坏了不少耕地，他发现村里最富的一户人家最先下地干活，清理稻田。他纳闷这户人家买了两台汽车贩煤挣钱不少，不用耕地也过得挺好，反而很多穷苦人家不着急，等政府想办法。那户人家对他说，这田是我爷爷当年吃了很多苦开出来的，田里容不得石块就象眼里容不得沙子。这件事引发了他对产权制度深深的反思。有恒产、有恒心、保护好产权才会激发更大的社会活力和创造力。“勤劳”是中华民族恒久的优势，做人要勤为先，勤与智商无关，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不久，他随大部队洗脚上岸到遵义城里锻炼，分到了遵义丝织厂，协助厂长管营销。遵义当地办喜事，都会买丝绸被面，产品好销。但国有企业的通病在丝织厂也是暴露无遗，在这里，他在现场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是如何运转的。

遵义的日子虽苦，瘦了12斤,但是真真实实贴近人民群众，了解民众的真实生活状态，对于他后来为人做事有着很大的影响。体改委研究所成立了中国改革与开放宣传中心，蒋溪林任办公室主任。1988年，他被组织派往中央电视台经济部指导经济改革宣传工作,任撰稿人,参与了多个节目的策划撰稿工作。是《中国市场经济ABC》的主要编剧，在央视工作期间还拿下“新华社好稿奖”。

从央视回研究所后，蒋溪林参加了企业承包改革中国经济综合改革总体思路设计、普通法判例比较研究等课题，研究成果汇入《中国改革大思路》《承包制在实践中》两部书中。作为：发展与改革丛书编辑，他还是《充满魅力的新野—形成中的中国金融市场》一书的文字编辑。1988年底，他被破格晋升为助理研究员。

1991年,蒋溪林参加中央机关公务员考试，进入了国家人事部职位职称司工作，参与了职位分类、职称评聘分开改革、工资制度改革等工作。职位分类是公务员制度的基础框架，根据职位的工作性质、责任轻重、难易程度和所需资格条件等进行分类，划分为若干种类和等级，为人事管理科学化、精细化创造条件。职位分类制度现如今被我国机关、事业、企业单位广泛应用。

4.击水改革洪流

1992年春，小平同志南巡，改革春风扑面而来。4月，蒋溪林随领导来深圳调研。

“薄暮时分，火车徐徐驶入深圳，街上如织的人群，街头盛开的鲜花，高耸的国贸大厦，火车站附近璀璨的灯光，瞬间把我震住了。下了火车，凉风习习，空气清新，不冷不热，不燥不湿，很舒爽。接站的两位同志在议论股票买卖，一位后悔股票抛早了少挣了一万。”

他笑着说：“当万元户，这是我的梦想，也是北京很多家庭的梦想。”

1992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特区立法权,深圳市“大手笔”向全国招聘100名法律专业人才,他通过考试、考察来到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工作,在人大工作了十三个年头。

“我是1993年4月15日乘火车经广州到达深圳的，第一天蚊子就给我一个下马威，咬了我几十个包。我刚来时，困难不少，与单位同事两人合住不到10平方的招待所。夫妻两地分居，孩子由妻子一人照顾。妻子过来后，孩子无奈送回老家“辍学”一年。当时工资也不高，第一个月收入700多元，比在北京只高100多元。父母亲更是不解埋怨我“京官”不做到基层。”孩子过来后，一家三口住12平方米，与另外两家住一套三居室，我们家人口最多，住的房间面积最小。

 “深圳的干事创业环境，朝气勃勃的发展态势是支撑我留下来的主要原因。” 他感叹道。

教科文卫工委联系面广，主要工作一是法规二是监督。法规工作包括调研、草拟、审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深圳经济特区无偿献血条例》，规定献血一次终生免费无偿用血，让雷锋不吃亏，短短几年就解决了深圳市医疗用血全部由无偿献血者提供。作为该条例的重要参与者，他代表深圳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彭佩云副委员长的颁奖。公共图书馆条例确立“统借统还”，校园安全条例确立“校巴制度”，创业投资条例、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器官移植条例都是在全国率先地方立法。在人大工作期间，他还参与做了几件改革创新大事：一是在全国率先建立人大代表专业小组活动机制；二是编写深圳市中小学法制教材；三是编写《深圳市劳务工学法用法读本》《深圳市劳务工健康教育读本》。

“我很感激深圳市人大给了我向各位代表学习的平台，平和友善的人际关系，见多识广的工作环境。在人大工作的十三年，我还有幸借调到市委组织部工作近一年，被组织部派往美国芝加哥罗斯福大学商学院学习一年，派往香港李凤翔律师事务所工作五个月。”他表示“真希望有机会再回到市人大工作”。

2005年底，深圳市委决定蒋溪林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深圳中院是全国大中院，审判业务、司法改革、队伍建设在全国法院系统都走在前列。他上任不久，就接过“法官职业化改革”这个“牛鼻子”工程，在最高院、省高院、深圳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级领导的鼎力支持下，法官人员分类改革的“深圳模式”在全国率先破冰，深圳法官在2014年7月1日拿到了“新工资”。

“深圳法院案多人少困扰多年，法官不堪重负，倒逼我们向科技要生产力，通过引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辅助法官工作，提升办案效率，也通过司法公开来促进公平正义。”蒋溪林告诉我们，在市人大十三年的教科文卫知识积淀和经验积累，激活了他在法院信息化、法院文化方面的工作创新。深圳中院与北京高院、上海高院、成都中院一度结为法院信息化“四大联盟”，成为同行业的引领者，法院鹰眼查控网领先全国。全国第一份裁判文书也是在深圳由周强院长点击上网的。“法官大讲堂”“全市法院春晚”“法院八十岁老人集体生日会”“法院八一纪念活动”“法院年度大、小球竞赛”成了法院文化建设的重要品牌。

2015年，蒋溪林当选深圳市委委员、市司法局局长。问及他如何履行局长职责，他回答道：

“组织把我安排到这里，我就要竭尽全力打好这份工。不负组织信任，对得起纳税人，对得起这份工资，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组织派我来是有“机会成本”的，你不好好干，占位不干事，换个人干得更好，这就是组织上的“机会成本”。要以人民为中心，着眼于建设法治中国示范城市，打造一流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提升深圳整体竞争力多做实事。”

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得益于一流的营商环境。深圳市商事主体突破300万个， 90%是非公企业，本土产出6家世界500强，还有不少企业正向500强靠拢。

“一流的的营商环境一定是法治化的，法治化的环境能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保护产权，提振投资者信心，巩固完善诚信体系，司法局要发挥自身优势，努力为公平正义、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奉献正能量。”

 “深圳市司法局要为本土企业真服务，积极推动公司建设，从标准、流程、信息、人才四个维度提供服务。”

蒋溪林继续以澎湃的改革创新激情带领深圳司法人在多领域走在前列。直属单位深圳监狱多年来坚持把改造当成自己的第一职责，用一所监狱默默实践，回答了如何将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的问题，为“治本安全观”提供了生动注脚，被誉为“模范中的模范”。在全国率先推出“法治地图”，让人民群众更高效快捷寻找到身边的法律服务资源；司法云将为深圳智慧城市建设推送“法治元素”。成立创客法律服务中心、专利文献与专利法规查询中心、知识产权公证服务中心、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机构，打造全流程、全生态、多元化的创新创业法律服务体系，为“双创”企业的发展提供法治解决方案。引进国际律所大所来本土服务、创建法律查明中心，成立前海“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合会，打造全国首个服务“一带一路”的大型中文法律数据库护航“一带一路”，维护海外权益。在普法工作中聚焦“普法”，传播法治信仰，一把普法伞告诉市民“法律是您的保护伞”，一瓶普法水宣导“乡音不同，说法一样”，一本民法字帖“让市民朋友在练书法时学民法，学民法时练书法”。根据他的创意策划，深圳市司法局与龙华区合作打造了全国第一个民法公园。

“深圳是共和国改革的窗口，创新的热土。今天能成大气候，核心竞争力一是创新，二是法治。”蒋溪林深情地说：“成为深圳人，是我的幸运，能为这座伟大的城市尽绵薄之力是我此生的荣耀。不辞长作深圳人，如果可以，下辈子还愿做深圳人。这座城市，也成就了我个人众多梦想。”

5.祝福北大120周年

今年是北大120周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北大的命运历来就是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紧密相连。120年来，尽管命运多舛，但北大永远挺立，为祖国输送人才，奉献智慧。四十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也助推北大转型升级迈向世界一流大学。

“从我踏进燕园的第一天起，北大就教我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未名湖、博雅塔、图书馆的苦读，大操场的晨跑，课堂的聆听、饭堂的美食……，时常浮现在我的梦境中，那是我的精神家园，那是拔动我心灵琴弦的地方。人生能有几个7年，那7年，是我的芳年华月，是我刻骨铭心的最美好的7年。”

“我是北大人。”溪林校友突然抬高了声调。

“做一个扎根基层，永葆挺拔进取姿态的北大人！”

 

作者：苏泉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深圳研究生院

插图来源：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深圳研究生院